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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没有围墙的大学校


 原北医集团有限公司宣传部长 杨希民 2011-01-24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不过是暂短的一瞬。

二十年,对于人生,大约是生命的四分之一。

二十年,在有限的履职时限,差不多占到一半。

从1986年上海第一届秘书长会议,到2006年元旦前离别,我同政研会“亲密接触”,风雨同舟将近二十年,其中,还在政研会办公室工作了五年。

二十年的相识、相知、相处,二十年的实践、积淀、升华,可以用一句话表达成对政研会的感悟:这里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

这里没有围墙,全国医药企业都是课堂;这里没有师与生的界别,药业同仁,既为师又为学;这里没有学制,知识无穷尽,学习无止境……。

二十年的熏陶,二十年的培养,使我增长了学识和才干;二十年的实践,二十年的回报,我又用自己的勤奋与执著,为母校的大厦增砖添瓦。中国医药政研会,是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从ABC的学习起步

1986年,中国医药政研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秘书长会议。

此前,遵照国家医药管理局指示精神,北京医药政研会宣告成立。由于研究会工作属党委宣传部职责,作为宣传部长的我,尽管对政研会工作尚处茫然之中,还是被驾在了秘书长的位置上。也正因如此,有了赴沪参会机会,也有了与政研会领导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特别是那次与时任中国医药政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张汉华领导的长谈,称得上是我学习政研会工作ABC的第一课。这第一课内容十分丰富:

——热爱党的政工事业,热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热忱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是做好研究会工作的前提。

——以活动为主,以基层为主,以应用为主是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基本方针。

——组建队伍、服务基层、指导研究、当好党委参谋助手是秘书长的基本职责。

我庆幸,北京医药政研会同行业政研会“同在一个屋檐下”,我与行业研究工作专家“零距离接触”,我可以随时登门求教。作为政研会工作领导的张汉华常务副会长,既不失领导者的权威,更充满兄长的亲切,以他的热情执著和循循善诱,使我渐渐爱上了政研会工作。

哲人说得好,“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我本是一个智商平庸之人,但凭着爱好,又借着师长的指导,以及宣传干部喜欢把问题穿成串儿的思维习惯,我慢慢地悟出了把握有效开展政研会工作的关键点。

——把研究会作为研究、探索的殿堂。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时面对挑战的时代。身担两职的宣传部长,要善于“角色变换”,把“热线”工作碰到的问题,拿到研究会这个“冷线”中来研究,又用其研成果,推动“热线”工作进展,这既是研究会的优势,也是宣传思想工作有效工作方法,我在实践中真实品味到了二者相结合的甜头。

——把研究会作为沟通交流平台。研究会既是交流工作经验的平台,也是沟通信息、交换思想的平台。特别是以弘扬主旋律为主的宣传思想工作,把那些在公开场合不便谈及的热点话题、敏感问题,拿到研究会中,在一定范围之中坦诚沟通,往往会在开诚布公的争辩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巧妙地化解难题,这同样是研究会的一大优势。

——把政研会建成政工干部之家。不应当把政研会会员之间的关系,只看作单纯的工作关系,而应把相互关心体贴的真诚友情融入到政研会工作之中,可以说,这是中国医药政研会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是在政研会办公室长期感情投入的积累中形成的。而形成这一特色的带头人,就是行业政研会创始人之一,至今仍身居领导岗位的张汉华同志。由于他的言传身教,使这一传统得以传承,也必然幅射到北京医药政研会。正是这一特色产生的凝聚力、向心力,使得行业政研会历经磨难,甚至生死存亡考验,至今仍充满勃勃生机和活力。

在一步步把握住了上述几个关键点后,我这个研究会工作的新兵,很快进入了角色,深切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有研究不尽的课题;而每每获得满意的研究成果,特别在实践中取得成效,都会产生无穷乐趣。借用时下流行话语,就是研究工作已经进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在政研会起步阶段的前五年,我这个向来是“为他人作嫁衣”,用笔捧红了众多先进集体、模范人物的宣传干部,也拿到了意想不到的奖励,分别获得全国医药系统“优秀研究成果”和“全国医药系统优秀党务干部”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荣获贯以“全国”头衔之奖项。

在向纵深挖掘中提升

如果将行业政研会成立的前五年,看作是“开好局、起好步、奠好基”的起步阶段;那么,以北戴河第二届年会为标志,行业政研会步入了快速成长阶段。令我自豪的是,这所大学的哺育,让我同政研会一同成长。当年的“新兵”,正在成长为政研会的骨干,承蒙政研会领导的器重、栽培,我先后被聘为行业政研会“特邀研究员”、行业研究会副秘书长。

但此时的我,对如何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问题,可以说是喜悦、亢奋掩盖了对未来政研会发展方向的又一种茫然。

齐局长在第二届年会开幕式的一番讲话,以及会议期间,几个“铁哥们”私下的“神侃”,令我茅塞顿开:“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要在向纵深的挖掘升华中提升水平”。我的这些感受,得到师长们的首肯,他们明确要求:北京的工作,一定要走在全国的前列。

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在返京的路上,我就与总公司领导商议,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开拓进取之思路,并逐一落实。

——组织党委书记联谊会。我们的意图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党委书记组织起来,给他们一个放下在受众面前总得板着面孔的场所,创造一个把委屈、怨气、牢骚发泄出来的机会。当然,发泄不是目的,发泄之后,要找出应对的办法,发泄的目的,为的是重新振作。实践证明,这是组织政研会核心力量的有效形式,抓住了党委书记,就抓住了研究队伍的龙头,有了研究课题有人担,遇到困难有人扛,研究活动经费有人出,就连我出差的费用也有人帮助报。行业政研会领导参加我们的党委书记联谊会活动后,也称赞这样的研究活动,充满了自在、随意和灵活的氛围。我至今仍十分怀念那种氛围,一群党务工作者,完全抛开官职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真实思想,又在貌似神侃之中,找出破解难点、热点问题的出路。我至今仍感到那是一支有着非凡战斗力队伍,国家局政研会组织的活动,用不着领导发话,我这个秘书长一声招呼,立即就会组织起一支拉得出、开得动、叫得响的队伍,无论何时,行业政研会要什么材料,北京一定会拿出高水平的东西,因为我们有一支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委书记队伍。

——把调研作为重要手段。我很佩服行业政研会对调研工作的把握。他们总能先人一步,在地方医药企业尚未意识之时,提出关系全局的调研课题,又能在恰当的时机,组织有档次、有影响力的研讨会或举办专家论坛,用有水平、有品位的调研成果,推动全国医药两个文明建设。

正因如此,每当拿到行业政研会的调研课题,我都高度重视,以至被人讥讽“好象拿到了圣旨”。我们按照行业政研会的要求,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形式;坚持以行业政研会的调研课题为指导,结合北京医药实际,把调研课题具体化,再由政研会、党委书记联谊会分题包干,自由组合。我这个秘书长则行使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的职责。凡是拿到全国医药交流的成果,我还要组织“三堂会审”,甚至亲自动笔润色、升华,以体现北京水平。

这样的调研,首先是出了成果。从1991年开始,北京市每年的领导干部优秀调研成果评比,北京医药都会榜上有名,还多次荣获一等奖。各级党委非常重视使用这样成果,推动基层工作。其次是培养和锻炼了人才。在北京市年度优秀论文评比中,我撰写的论文从1991年至1995年,年年获奖,被称为“五连冠”部长。此后,我不再参评,把机会留给别人,党委书记联谊会成员,也有多人次获奖。

——把企业文化作为研究会工作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企业行政领导,都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新的管理思想,列入企业的重要地位。行业政研会于1993年初筹办全国医药首届企业文化研讨会。我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利用地域优势,借助行业政研会力量,在北京开展医药企业文化建设情况的调查,并把调研成果报送行业政研会乌鲁木齐研讨会。行业政研会办公室综合研讨会的研究成果所撰写的论文,荣获全国优秀论文奖。应该说这个奖项是集体研究之大成的结晶。

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是深入挖掘的有效形式。我们在制药三厂召开以职业道德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场会,在推广三厂的经验中,大力开展以“树六优”(优秀班子、优秀产品、优质服务、优级管理、优等员工、优美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促进企业文化建设。我们开展的“树六优”创建活动,受到行业政研会的充分肯定,在天津第三届年会郑局长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全国医药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五年规划”,并明确:以京津沪地区为试点,以医药道德建设为核心,以塑造企业形象为突破口,开展“倡三学”(学理论、学科技、学法律)、“讲四职”(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技能)、“树六优”系列活动。把北京医药的“树六优”列为全国医药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的内容之一,这也是对我们创建活动的一种肯定。

乌鲁木齐企业文化研讨会以及天津年会的意义,就在于明确提出了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政研会研究的重点,而这一点,恰恰为以后行业政研会工作重点转移,以及政研会体制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组织京津沪医药道德研究课题组。借鉴科技课题研究方法,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课题化,是把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引向深入的必然选择。1995年,我积极倡导,成立京津沪医药道德建设课题研究组。行业政研会支持我们开展课题研究的动议,并把课题组列入行业研究会旗下,由行业政研会直接领导。课题组采取三市轮流作东道主,行业政研会亲临研讨的办法进行。三年中,共发布论文、调研成果60多篇。1998年,行业政研会还在西安秘书长会议上,总结推广了京津沪医药道德课题研究的经验。

这次西安秘书长会议,是在国家机构改革初始,以国家医药局政研会名议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尽管当时我们对国家机构改革对政研会面临怎么样的严峻形势,还欠缺危机意识,但是,京津沪课题组的三年地区协作(后扩大到了石家庄、常州),把这些地区的党政干部紧紧连在了一起,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任何力量也难以把他们分开的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力、凝聚力,为日后行业政研会面临生死存亡考验中,积聚了敢于与命运抗争,敢于迎接困难挑战的中坚力量。

用刚毅执著战胜困难

国家机构改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以及职能的调整,意味着中国医药政研会将与国家药监局脱钩。

行业政研会何去何从?来自权威方面的意见是,将其改为药监系统政研会。而这种改变的实质,就是中国医药职工政研会的消亡。

在生死存亡考验面前,我无比钦佩张汉华同志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他顶着巨大压力,多次同权威抗争,用刚毅和执著,力挽危难于倾倒,无愧于捍卫行业政研会阵地的中流砥柱。

在这场斗争中,我也经历了侨园宾馆的“单兵较量”,并向权威鲜明表白:“不能接受取消行业政研会”的立场。

长期的基层工作,使我习惯站在企业立场思索问题,我积极向常务副会长张汉华同志进言:利用这次国家机构改革契机,促进官办研究会向民办化转型,以京津沪粤为主体,各省市政研会会长轮流当会长,首先从北京开始。

这里用上了中国那句老话,叫作“英雄所见略同”。张汉华常务副会长同我的意见一拍即合。随后,经历了常州等地会长办公会统一思想,赢得了各地政研会的支持。危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医药政研会大旗不倒,张汉华常务副会长功勋卓著。我从他的身上,也学到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用刚毅、执著的精神,并依靠真理的力量,接受生死存亡考验。

2001年北京四届年会,是行业政研会成功转型的标志。会址选择在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的京西宾馆召开,彰显会议的隆重,使与会者倍受鼓舞。会议用事实表明:

中国医药政研会是医药企业自己的组织。

企业自己的事,一切由企业自己去解决。

研究会会长、副会长都由会员从企业领导人中选出。

研究会的活动经费自行解决。

研究会的活动完全按企业实际需求安排。

研究会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研究重点……

这一切表明,中国医药政研会转型是成功的;中国医药政研会、中国医药企业文明建设协会两个公章同时使用,其研究重点的转移也是成功的。

转型后的困难是具体的,探索的脚步是坚定的,实践的成效是实实在在的。尤为难得的是,这段艰难历程,是在张汉华同志带病领导下取得的。四届年会以及四届理事会的改革探索,将以其里程碑的意义,载入中国医药政研会的历史。

离别之后,我心依旧

因个人原因,2005年底,我搬迁到处昌平的天通苑居住。从这里进城往返要4小时,儿女要求我必须放弃工作。考虑到五届年会,将轮到上海接任会长、秘书长。由年纪轻、观念新、思路开阔、能力超强的殷勤燮接替我任第五届秘书长,我的离别无碍大局。于是,我平静地接受了儿女的劝告。当然,一切要在五届年会之后。

因为在五届年会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企事业文化成果展示。这项工作从提出动议、选定典型、材料形成,一直是我负责的。本来五届年会各项议程的主持人,都安排常务副会长,只有企业文化展示,由我这个卸任秘书长主持,并担任点评。我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同时,这是我告别政研会之前,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我把这次“演出”看成是我的“昆明绝唱”。

令我无比欣慰的是,五届年会盛况空前,大会把中国医药政研会生存发展定位在市场机制上,即在满足市场需求中求生存、求发展。大会顺利实现了换届,选举上海医药集团周玉成董事长为会长,政研会元老张汉华同志继任常务副会长,一批大集团党政领导当选常务副会长、副会长,五届理事会聘任殷勤燮为秘书长,领导人员调整实为众望所归。

五届年会为医药政研会未来铺就了发展之路,向人们展示了广阔的前景。选择在这个时候告别,我无比欣慰。

尽管从2006年元旦,我告别了行业研究会,但对于她的关心、关注,我心依旧。因为我必竟为她奋斗了将近20年,见证了她的诞生、起步、成长、挫折、转型的全过程,并在这个漫长的经历中,付出了我的热情、勤奋和心智。

我忘不了,当我还是研究会工作的新兵,政研会办公室如何教我学会政研工作ABC。

我忘不了,政研会为我们学习先进创造了许多良好机会,在全国众多省市,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忘不了,行业政研会为我阐述心得、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和舞台。

我忘不了,在全国各地结识的众多新老朋友,彼此在共同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我忘不了,当我即将从北京医药总公司退休,六个单位诚邀我去“发挥余热”,其中,不乏政府机关、新闻媒体的优厚待遇,但张汉华同志的盛情令我感动,因而义无返顾,来到政研会简陋办公场所,一干就是五年,直到今日我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尽管离开了,但我仍然把行业研究会当作自己的心灵之家。我的心永远和行业政研会、和全国医药同仁,特别是党务工作同仁一起跳动,我在京郊偏远一隅,始终关注中国医药政研会的发展与成功。

我不会忘记我们上下求索,探求真理的岁月,我想,你们也不会忘了那位曾经为医药政研会奋斗了二十年老政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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